(相关资料图)

从深层次来看，《逐贫赋》中所体现的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命题：义利之辨。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片面的舍利取义，而是见利顾义，而不以利害义，这何尝不是中道。义与利本如阴阳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，早在《易经》中便有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的说法。孔子的义利观便是如此，他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他不是一个刻意排斥功名利禄与富贵荣华的人，他在乎的是取得它们的途径和方法是否符合道义。他赞赏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安贫乐道，本意并非让人固守贫穷，而是提倡素位而行，分清义利的主次轻重，穷达如一。所谓“君子固穷”，说的是君子要做到“贫贱不能移”，在身处逆境时能够坚定自己的操守和原则，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正道和努力去追求富贵荣华。显达亨通之际，自有另外的标准和要求——“富贵不能淫”。这和孔子主张的“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”意义是相通的。换言之，精神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。清人袁枚说：“解用何尝非俊物，不谈未必定清流。”名利如工具，本无好坏之分，关键在于你如何得到它，用它来做什么。文章并不一定非得“穷而后工”，也不一定是“憎命达”，就像贫穷酝酿出的并不必然是勤奋和节俭，也有冥顽、刁诈和堕落；而富有催生的同样也不一定是奢华和糜烂，也可以有素质、优雅和品位。影响一个人命运穷达的因素有很多，除了投胎的技术之外，还有能力、学识、道德、家庭、人脉、资本和时势等等。更何况，作文、从政、经商、学艺，本就各有其道，且各有其评判标准，岂能一概以经济价值或一身一时之穷达来衡量成败？另一方面，世人之中，通性者少，偏才者多，自己到底是哪一块料，需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和定位。清人张潮说：“才子而富贵，定从福慧双修得来。”（《幽梦影》）跨界并非不可取，前提是先具备相应的技能与素养，如果只懂咬文嚼字，其他一窍不通，却又整天奢望着加官晋爵或日进斗金，明明是偏至之才和偏执之性，不思完善，却非得怀揣一颗多欲之心，贪大求全，最终往往误入歧途乃至酿成大祸。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古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富贵的途径很少，大抵都要依靠仕途，仕途不得志，往往也就意味着此生功名利禄如梦幻泡影。而现实告诉我们，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，义与利往往是一种对立的关系，不少知识分子也就此痛苦地活在了道义与功名的夹缝当中。